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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

时间:2016-01-06 10:55:53  来源:  作者:马东平 金蓉

 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 

马东平[①]  金蓉[②]

(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 

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为一条东起中国古都长安,西达地中海东海岸安都奥克,全长7100余公里的线路,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甘肃段全长1600多公里,占其全程总长度的15,由于丝绸之路的创造,甘肃成了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不可替代的桥梁。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交流与文化融合的杰出范例,千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沿着丝绸之路这条东西贯通甘肃全境的文化线路而搏动,因为丝绸之路甘肃文化也具备了相当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多元性和世界性。

一、时空中的甘肃丝绸之路

(一)丝绸之路的开端

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反击匈奴,派张骞出使大月氏、大宛诸国,此次“凿空之旅”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也为“丝绸之路”的开辟奠定了基础。元狩二年(公元前 121 年),汉匈河西之战使得使汉王朝正式拥有了通往西方的咽喉要地——河西走廊。汉廷随后在此设立酒泉、 武威、 张掖、 敦煌四郡,丝绸之路得以全面贯通。汉宣帝时, 又在乌垒城设西域都护府, 统辖西域诸国, 进一步保障了丝绸之路的畅通。

西汉时的丝绸之路走向大致为东起长安, 向西穿越河西走廊, 经由敦煌境内的阳关或玉门关后西行至楼兰, 此后便分为两条支线:一条经鄯善, 沿昆仑山北麓至莎车, 西越葱岭 到大月氏、 安息等国, 称为南路;另一条则沿天山南麓西行, 越葱岭至大宛、 康居等国, 称为北路。到东汉明帝时, 汉军攻取伊吾, 汉廷又开辟了一条经此西行的新北道,三条主线基本齐备, 丝路走向基本奠定。

(二)丝绸之路的兴盛

东汉迁都洛阳,政治中心东移,丝绸之路也就向东延伸至洛阳。由于政治军事因素的干扰,丝绸之路交通先后三次阻断,后经班超、窦固等人的军事、外交努力,丝绸之路得以恢复畅通,史称“三绝三通”。魏晋南北朝时期, 中原战乱频繁,但沿丝绸之路的东西政治、经济往来却未曾中断。隋朝将交通西域, 发展丝路贸易定为国策。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委派黄门侍郎裴矩赴张掖招徕西域商人, 主持与西域诸国交市,继而又亲巡张掖,谒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会”,使中西交往繁盛一时。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 对西部疆域的经营超出汉代,先后设立安西都护府和北庭都护府,对天山南北广大区域实行了有效统治,也为原有丝路的畅通和新开通从敦煌北玉门关经伊州、北庭、轮台、越伊犁河至碎叶而进入中亚的北新道提供可靠保证。公元7世纪中叶,丝绸之路进入全盛期。敦煌、长安、洛阳等地商贾云集, 呈现出了国际大都会的繁荣景象,促进了东西方文明融合和发展。

五代宋元时期,由于经济重心南移、水陆交通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及西北地区民族政权分裂割据等原因,丝绸之路日趋衰落。元代曾一度对中亚、西亚等广大地区实行直接统治,东西驿道畅通使得丝绸之路再度兴盛,但也只能作为历史古道上的回光返照而已。明朝实行闭关政策,以嘉峪关为界划关而治,中西交往主要依赖海路, 陆上交通干线也改道哈密,原来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再无繁华可言。清代,西北内陆准噶尔部落的崛起和航海技术突飞猛进的提高,遂使得千年丝绸古道更加走向沉寂。

(三)甘肃段丝绸之路的分布

丝绸之路在甘肃境内大体可以分北线、南线和中线:

1)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至虢县(今宝鸡),过汧县(今陇县),越六盘山固原和海原,沿祖厉河,在靖远渡黄河至姑臧(今武威)。

2)南线:由长安(东汉时由洛阳)沿渭河过陇关、上邽(今天水)、狄道(今临洮)、枹罕(今河州),由永靖渡黄河,穿西宁,越大斗拔谷(今扁都口)至张掖

3)中线:与南线在上邽分道,过陇山,至金城郡(今兰州),渡黄河,溯庄浪河,翻乌鞘岭至姑臧。

南北中三线会合后,由张掖经酒泉、瓜州至敦煌。

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及其所体现的精神和价值01.jpg

1 古丝绸之路路线图

二、甘肃在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

    甘肃地处青藏高原、蒙古高原、黄土高原交会地带,自古以来就有拱卫中原、护翼宁青、保疆援藏的战略地位和独特的文化通道区位优势,为中原连系西北乃至中西亚的咽喉和纽带,也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通道。例如,佛教从丝绸之路尤其是河西走廊走向中原,在东渐的过程中留下了星罗棋布的石窟艺术,而敦煌莫高窟把这种东西方文明交流和文化的交融推到了极致。文明、文化的交流,首先是人的交流、民族的交流,甘肃丝绸之路的民族及其文化交流也是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重要过程和结果。我们简单地梳理一下甘肃丝绸之路上的文化及其交流:

(一)敦煌文化

 地处丝绸之路的节点,连通东西的地理位置成就了敦煌。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当今世界历史悠久、自成体系、影响深渊的文明只有四个,就是古希腊、伊朗、印度与中国,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大文明汇流的地方只有一处,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诚如其言,敦煌为东西交通的喉襟和具有国际意义的文化汇流之地。

 敦煌以莫高窟而闻名世界,莫高窟又名“千佛洞”,位于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的崖壁上。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对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敦煌莫高窟的评价为:“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高窟最初开凿于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至元代(公元12711368年)基本结束,其间经过连续近千年的不断开凿,使莫高窟成为集各时期建筑、石刻、壁画、彩塑艺术为一体,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历史最悠久的佛教艺术宝库。

  莫高窟藏经洞是中国考古史上的一次非常重大的发现,在这个文化重大发现中不得不提道士王圆箓。1900年,在莫高窟居住的道士王圆箓为了将已被遗弃许久的部分洞窟改建为道观,而进行大规模的清扫。当他在为第16窟(现编号)清除淤沙时,偶然发现了北侧甬道壁上的一个小门,打开后,出现一个长宽各2.6米、高3米的方形窟室(现编号为第17窟),内有从4世纪到11世纪(即十六国到北宋)的历代文书和纸画、绢画、刺绣等文物5万多件,这就是著名的“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文书主要是佛经,此外还有道经、儒家经典、小说、诗赋、史籍、地籍、帐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其中不少是孤本和绝本。这些对研究中国和中亚地区的历史,丝绸之路文化交流都具有重要的史料和科学价值,并由此形成了一门以研究藏经洞文书和敦煌石窟艺术为主的学科——敦煌

 

(二)佛教东传

 佛教发源于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古印度, 在佛教的宇宙结构论中,中国被称为“东胜神州”,这里富庶而欲海茫茫,是印度僧侣梦寐以求的传法之地。佛教传入中国的线路有三条,其一从东南亚传入云南等地;其二,经过尼泊尔等国传入西藏,唐代高僧道宣著有《释迦方志》,详细记录了这条路,这条路正是后世所称的唐蕃古道;其三,就是沿着丝绸之路向东传播,这是佛教东传中最重要,也是最繁忙的一条道路。

甘肃地处丝绸之路东段,是从西域到中原的‘咽喉’与‘门户’之地。汉代以来,从印度东来的传教者,从中原往印度的取经人,在万里丝绸古道上络绎不绝。佛教从西域传入新疆后,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一路向东。翻越天山后进入甘肃第一站就是敦煌,接着沿着河西走廊往东经过酒泉、张掖、武威抵达黄河岸边,或者穿越乌鞘岭,从兰州境内过黄河,传往临洮、临夏。或者从景泰过黄河,经过固原、平凉、泾川等地传往关中。

甘肃是佛教东传的必经之地,也是佛教完成中国本土化的地方。北凉时期的高善穆石造像塔,它是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型。它出土在酒泉城南面,是用一整块的青黑色玄武岩雕凿而成,值得关注的是,宝顶弧面上刻有北斗七星,以应天象,基柱阴刻着7尊菩萨像和一尊药师佛,在这些佛像的右上方,又依次分刻着八卦符号。北斗七星和八卦符号都是中国传统文化,他们出现在佛教的塔上,反映了佛教在东传过程中同中国传统文化融合的趋势。 

(三)石窟文化

 石窟原是印度的一种佛教建筑。佛教提倡遁世隐修,寂静幽深的崇山峻岭是个理想的地方。中国的石窟是从印度传入的,然而却在中国得到很快发展如今中国现存的石窟群远远超过印度,仅敦煌一处就已发现600多个,丝绸之路沿线是石窟分别最广的地区。

丝绸之路上独特的地理气候特点,为石窟的开凿和保存提供了有利条件。大多石窟中都有洞窟、塑像、壁画等。造像和壁画内容多为佛经故事,如释迦牟尼一生和前生行善牺牲的故事。还有佛、菩萨、天王、力士、飞人、花鸟、动物等。壁画虽经千百年的风沙侵蚀,仍然色彩鲜艳,线条清晰,使人不得不赞叹古代艺术匠师们的精湛艺术和创造精神。

丝绸之路上的石窟寺弥山跨谷,星罗棋布,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规模宏大。中国有四大石窟,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和麦积山石窟就占其一半。从创建时代看,早在东汉末年,丝绸之路就有石窟开凿。此后经历十六国北朝如火如荼地开窟造像,乃至隋唐五代久盛不衰,直到宋、西夏、金、元、明各朝,连绵续建。丝绸之路沿线开窟造像之早,经历朝代之多,绵延时间之长,分布地域之广,世所罕见。

石窟寺是丝绸之路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遗产,绚丽多姿,流光溢彩佛教石窟造像惟妙惟肖地展现了内涵丰富的丝绸之路文化。

(四)民族文化

      甘肃特殊狭长的走廊式的地理位置分割了青藏高原和蒙古高原、关内和关外。从古至今甘肃尤其是丝绸之路是民族交融的大走廊,不同的民族在这条美丽的走廊中来来往往,进进出出,交流、交融的脚步从未停息。春秋战国时期, 丝绸之路的核心段的河西地区生活着月氏、乌孙、羌戎、塞种、丁零等许多民族。秦汉之际, 兴起于北方的强大游牧民族--匈奴,进入甘肃, 控制了河西走廊。魏晋南北朝时期, 兴起于北方的又一个游牧民族--- 鲜卑族, 大批进入甘肃。唐代,兴起于西藏的吐蕃又大举进入今甘肃河西和中南部, 从8 世纪中叶到9 世纪中叶,统治这一带近百年之久,也把藏传佛教及其文化带入了甘肃。随着蒙古人的几次西征,中亚地区大批信仰伊斯兰教的牧民、商人、手工业者被迁徙到今甘肃地区,还有许多蒙古族也在这里定居。他们和当地原有的各族民众相融合,在元、明两朝,形成了回族、东乡族、保安族、撒拉族等信仰伊斯兰教的新民族和信仰藏传佛教的土族、裕固族。

 从民族及其文化的交流来看,甘肃尤其是在丝绸之路上东方来的汉族、党项族、满族,北方蒙古高原来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蒙古等族,南方青藏高原来的羌、吐谷浑、吐蕃等族,西方来的昭武九姓和其他胡人、回族,追溯到更远从这里西去的塞种、乌孙、月氏等族,千百年来都在丝绸之路上留下了足迹,各种民族用自己的历史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划出了自己兴衰的轨迹,演绎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存、发展格局。古往今来的各个时期的民族在这块土地上共同创造了辉煌华夏文明,这种相互交流而又相互交融的文化也是华夏文明渊源之一,也是华夏文明的独特璀璨的重要组成部分。

(五)汉简文化

 在纸张普及以前,简牍作为文字传播的一种特殊载体,在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从20世纪初迄今的百余年来,举凡言及简牍,甘肃都是世人的聚焦之地。其中,尤以汉简为最。截至目前,全国共出土汉简73600多枚,而甘肃就有60000多枚,占全国出土汉简的80%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汉简大省”。

6万余枚甘肃汉简直接或间接的书写着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真实反映了汉朝开拓河西的进取精神和沟通西域的时代壮举,对如今我们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仍然具有借鉴作用。更值得一提的是,甘肃汉简对西域各国的详细记载,为研究古代中国与中亚、印度、罗马等地区的中外关系、商贸往来、友好交际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其中,像在出土的悬泉汉简中,不仅涉及有楼兰、精绝、于阗、皮山、大宛、乌孙、龟兹、焉耆等西域24个国家,还有如康居(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罽宾(jì,今兴都库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内喀尔布河流域)、大月氏(阿姆河流域)、乌弋山离(今伊朗高原东部)、祭越、折垣(具体不详)等中亚国家和汉朝的来往情况。

比如《康居王使者册》就记录了汉朝与康居的一则交往史实。这份册书共有293个字,记述了在永光五年(前39)康居王使者一行前来汉朝朝贡。按照惯例,他们的贡物要由地方官员进行价值评估。在酒泉时,酒泉太守与属吏对康居贡献的骆驼进行了评估,但在评估现场却并没有让康居使者参加,酒泉太守把原本膘肥体壮的“肥”骆驼故意定为“瘦”骆驼,把本来是上好的“白”骆驼评定为“黄”骆驼。这种以肥为瘦,以白为黄的不友好举动最终被康居使者告知汉廷,汉政府得到上诉后,便下达命令逐级追查此事。如此生动具体的事例,堪称是研究古代中外文化交往史事中的珍宝。

(六)长城文化

  甘肃有长城3700多公里,其中明长城1700多公里,居全中国第一,战国秦、汉长城2000多公里,居全中国第二,这些长城蜿蜒分布在省内11个市州、34个县市区,甘肃是名副其实的长城大省及“长城故乡”。

甘肃有史可查的边防设施建设始于秦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280年),秦国在甘肃东部沿黄河河套修筑长城;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起自临洮,至于碣石”。有汉一代,汉王朝在河西的疏勒河流域修筑了包括烽燧、城鄣和长城在内的绵延千里的边防线,东接秦长城,西至盐泽。

 目前甘肃丝绸之路上明长城不少遗迹保存尚好,最有名的是嘉峪关,它是明万里长城西起点,如今是中外游客观光的名胜之地。嘉峪关修建于明洪武5年,比山海关的修建时间还早了9年。由此可见,万里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

三、甘肃丝绸之路精神和价值

 习主席在系统阐述丝绸之路经济带构想的时候指出,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证明,只要坚持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作共赢,不同种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完全可以共享和平,共同发展。历史上甘肃丝绸之路的文化及其交流体现的就是和平、交流、理解、包容、合作、共赢的精神。 所以,甘肃丝绸之路沟通的是东西方的贸易和文化,却体现了以下的精神,丝绸之路体现的精神和价值不论在地区和国家发展乃至国家交往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一)开放性

开放性是丝绸之路精神最显著的特征,唯有坚持开放,才能够做到“放眼看世界”,才有足够的自信“走出去”,也才会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招徕力。历史上,纵贯三千里的甘肃本身就是一条联系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的文化大通道。在广为人知的张骞通使西域之前,就已有周穆王西游拜见西王母的故事传说;在新时期时代的中晚期,长江中下游居民发明的丝绸传到了西方,西亚地区的冶金术、小麦、绵羊和黄牛的某些种类则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了中原地区;汉以前西域的玉石通过河西走廊源源不断输入中原,玉石的必经之地“玉门”也缘此得名并沿用至今。随着丝绸之路的凿空及其畅通,汉唐时期更是以其恢宏的气度向世界展开胸怀,广泛荟萃各种文明,促进了自身文化的繁盛。如丝绸路上的明珠—敦煌,就以其“广开西域”而盛名天下,敦煌文化也成为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四大文化体系交流融汇的重地。因为开放,中西交往加强,各国使节往返频繁,胡商贩客络绎不绝,汉唐时期河西走廊的敦煌、武威等地也摇身变成了国际性的大都会,成了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咽喉重镇。因为开放,“马踏飞燕”的艺术珍宝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经济盛像才得以成为历史留给当世的财富。

(二)多元性

延续2000多年的丝路文化,绵延3000里的丝路里程,狭长的甘肃东向联结中原文化,西向沟通中亚、西亚乃至欧洲文明。一边是草原文明,另一边是高原文明。自古以来,甘肃独特的地理条件决定了它始终在军事、商贸及文化三个大通道之间不停地切换转变,演绎出了丰富多彩的丝路文化,塑造出了多元的甘肃文化品质。比如从文化发展的历时性上看,则有先秦时期的大地湾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寺洼文化、辛店文化、沙井文化、西戎文化、先周文化、秦早期文化等,秦汉以来则有边塞文化、三国文化、五凉文化、吐蕃文化、西夏文化、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红色文化、现代文化等。若从内容属性上划分,则有彩陶文化、青铜文化、黄河文化、石窟文化、敦煌文化、简牍文化、长城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古城文化、寺庙道观文化、钟鼓塔楼文化、摩崖石刻文化、民间文化、姓氏文化、航天科技文化等。多元性是不同背景文化在丝绸之路甘肃段共同发展、和平相处形成的局面,是对丝绸之路精神的最佳诠释。

   (三)包容性

    甘肃文化开放的特征,多元的形态,注定了其必然有广博的包容性。自古至今,甘肃都是多民族的杂居区,多种文化体系的交汇地,多种宗教的生长带,多种风俗习惯的聚合点。包容不是同化,也不是消灭,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发展,并存创新。如印度的佛教及佛教艺术在两汉之际传入河西走廊地区,再渐次传播到中原内地,走进寻常百姓生活。敦煌莫高窟、榆林窟、马蹄寺石窟、天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南石窟、北石窟等宛若繁星的石窟点缀在丝绸之路的两侧,难以统计的民间画师、建筑工、雕塑师等心甘情愿为石窟艺术奉献终身,这正是佛教文化与中原传统儒家文化融合共生的结果。“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甘肃文化在极长的历史演进中形成极强的包容性体现在各个方面。如甘肃省内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五大宗教齐全,“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甘肃宗教文化包容性的一个缩影。又如饮食文化,自汉通西域后,苜蓿、葡萄、石榴、胡桃、胡萝卜、胡椒、胡饼等中亚、西亚大量新奇的物品都已成为今天习以为常的饮食品种。时至今日,甘肃境内,川菜、鲁菜、粤菜、湘菜、闽菜、苏菜、浙菜、徽菜均可见到,蒸、煮、炸、烩、烤、煎、熏、炒、烙、煲样样俱全。完全可以说,甘肃已然成为中原本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的交流融汇示范区。

(四)共赢性

 开放的姿态,包容的气度和多元的格局,确保了甘肃能够开辟出一条互利共赢之路。甘肃东接陕西,南控巴蜀,西倚新疆,北扼宁、蒙,为古丝绸之路的咽喉。如今,甘肃是连结欧亚大陆桥的战略通道,兰州是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在我国与亚欧各国能源、通讯传输中,甘肃都具有明显的交通区位优势;矿产资源、石油、天然气资源、文化资源非常丰富,这些都是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不可或缺的力量。比如,今年由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报的“丝绸之路”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甘肃的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锁阳城遗址、悬泉置遗址和玉门关遗址5处文化遗产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大家庭的新成员;甘肃与中亚、西亚悠久而友好的交往友谊,为新时期进一步向西开放,加强合作,实现共赢提供了良好基础。目前,甘肃与中亚、西亚等国在交通建设、能源开发、中医药合作、农作物互通、人才培养、民族贸易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日益紧密。新阶段,“反弹琵琶”的思路必须予以重视,甘肃仍需“快马加鞭”,依托“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积极主动与周边省份和邻近国家实现联动。目前,东盟地区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东亚峰会等各种合作机制正在不断壮大,各国在共同保障经济安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打击“三股势力”等方面卓有成效,这为甘肃在承接产业转移,为欧洲大陆许多新兴市场国家提供新选择无疑提供了保障。同时,甘肃作为西气东输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必将在中亚、西亚的能源输出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因此,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实现“共享共赢”的新机遇下,甘肃将具有独特而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黄金段”的复现令人期待。


[①]马东平,女,回族,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邮箱:mdplx829@163.com.

[②]金蓉,女,甘肃省社会科学院西北历史与丝绸之路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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